例如，《行政处罚法》第42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不过，最高院的这一判决当时就遭到了质疑。与在书面陈述、沃恩索引程序中由行政机关承担初次证明责任、在此基础上法院进行最后审查不同，秘密审查程序中行政机关没有任何作为，一切都等待着法院从零开始，对拒绝公开的文件是否符合信息自由法中的豁免规定一一甄别。

在书面陈述和沃恩索引等都全部失灵的诉讼困境下，它毕竟是法院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改良的秘密审查是指对其他文件的审查，即拒绝公开的文件的部分、秘密书面声明、单方口头声明或者以上文件和材料的组合进行秘密审查。于是韦斯曼依照信息自由法向中情局提出申请，要求中情局披露所有关于韦斯曼的调查文件。在书面陈述和沃恩索引程序下，书面陈述和沃恩索引的内容都是公开的，原告不仅知晓内容，而且还可以与行政机关就具体问题、关键争议点进行激烈的辩论，为捍卫自己的主张充分的积极的参与诉讼。第二，在争议的信息涉及国家安全时，还要考虑另外一个因素——定密的专业性问题。

[11]一般而言，在以下四类案件中，法院适用秘密审查：1. 案件中仅行政机关提供的书面陈述（Affidavits）[12]和沃恩索引（Vaughn Indexes）[13]无法证明。这样，即使国会赋予了法院对国家秘密进行秘密审查的司法审查权，在公众也曾经以为这个武器将会给信息公开带来巨大变化、继而给现行民主制度带来某种冲击时，[28]法院依然能够保持超然的姿态并保障现有制度不温不火的稳健发展。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法律规范和控制行政权，最重要和最核心的任务是规范和控制行政裁量权。例如，党中央和国务院根据当前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制定、出台的各种政策。[12] 软法即美国卡多佐法官所称的变动的法、动态的法、生长的法、用或然性逻辑验证的法、非国家创造和存在于国家之外的法、扎根于现实社会关系中的和扎根于公平正义信仰中的法。例如，行政机关决定进行某种信息披露行为，就必须对披露的时机进行慎重裁量，如果披露过早，可能对社会稳定和相对人权益造成不必要的损害，如果披露太晚，则可能导致社会公众因对某种灾难事故缺乏必要的防备和来不及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而导致惨重损失。

对生产经营的食品进行抽样检查。法定程序是指法律、法规、规章明确规定的程序。

行政裁量存在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协调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关系。（四）遗忘了其他有关事项，即没有考虑相关因素。当然，行政惯例并不是永远不可改变的。法律（软法与硬法）规制行政裁量权的基本途径和方式有六：其一，通过法律程序规制行政裁量权的行使。

例如，行政机关决定对某一有违法嫌疑的企业进行检查或调查，它就必须对检查或调查的方式进行裁量：是微服私访，秘密调查取证，还是公开进行，让媒体记者相随报道？是事先通知被检查、调查企业，还是采取突然袭击式？是通过专门鉴定或专家论证认定证据，还是通过听证会，让相对人与检查、调查人员质证、辩论认定证据？等等。美国行政法学者施瓦茨说，行政裁量是行政权的核心。（六）背离了既定的判例或习惯，即无正当理由不遵循先例，反复无常。行政法如果不是控制行政裁量权的法，那它就什么也不是。

德国行政法学家毛雷尔指出，裁量主要服务于个案正当性。如果某一天，行政机关对某公民罚款8，000元，却不告知听证权利，该公民申请听证，行政机关以此罚款不属于较大数额罚款为由予以拒绝，这显然就违反惯例，构成反复无常的滥用行政裁量。

如果贸然启动上述措施中的某一项或某几项，就有可能使该企业产品滞销，甚至导致该企业破产。行政惯例是行政机关行使职权长时期形成的习惯性规则或做法。

行政裁量是一种手段和工具，法律赋予行政执法者这种手段和工具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公共利益和更好地保护相对人利益。例如，法律规定行政机关收取相对人20至50马克的规费，而行政机关决定收取60马克。（四）违反基本权利和一般行政法原则。二、行政裁量对于行政行政管理为什么必要？如前所述，行政管理，特别是现代行政管理，行政权的行使是与行政裁量密切相联系的。为此，我们必须探讨：行政机关和行政执法人员在什么事项上享有行政裁量权？行政裁量权对于行政管理为什么必要？对行政裁量权为什么要进行规范和控制？怎样规范和控制行政裁量权？本文将逐一探寻这些问题的答案。[13] 关于法律规制行政裁量权行使的具体举例，可参阅笔者年初撰写的《行政裁量的软法规制》一文（载《法学论坛》2009年第4期）。

韦德指出，现代政府管理要求尽可能多且尽可能广泛的裁量权，议会法案起草者也竭力寻找能使裁量权变得更为广泛的新的措词形式，议会在通过这些法案时也无意多加思量。例如，《行政处罚法》第42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大法官道格拉斯认为，只有通过法律规制行政裁量，使人们免受某些统治者……某些官员、某些官僚无限制的裁量权统治之时，法律方达到了最佳状态。法律的立法目的和立法精神通常见于相应法律的总则。

[⑥]毛雷尔在其《行政法学总论》中将行政主体对裁量权的不当行使归结为裁量瑕疵，并将滥用裁量权归结为裁量瑕疵的表现形式之一。当然，政策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制定，一些地方和部门违法出台的土政策则不应成为行政裁量的根据。

如驱散未经许可的集会是为了阻止不同的政治意见和政治观点的宣传，采取警察措施不是为了排除危险，而是考虑个人或政党政治的因素。其六，通过裁量基准规制行政裁量权的行使。[③] 相对于行政执法，在行政决策领域，行政机关享有更多，更广泛的裁量权。[②] 本文将规范和控制与规制通用。

[①]行政管理与行政裁量为什么如此密不可分，法律为什么必须赋予行政管理者如此广泛的行政裁量权？既然行政管理这么需要行政裁量权，法律赋予行政管理者广泛的行政裁量权确属必须，那人们为什么又对行政裁量权如此不放心，乃至于要创设一个专门法律部门--行政法—对之加以规范和控制呢？[②]尽管规范和控制行政裁量权并非行政法的全部功能，施瓦茨将行政法即归结为控制行政裁量权的法似乎有点夸张，但规范和控制行政裁量权毕竟是行政法的最重要功能。[⑩]四、怎样规范和控制行政裁量权？孟德斯鸠等先哲曾经指出，权力有滥用的趋势，权力如不加制约，必然滥用，这是历史的经验。

其二，通过立法目的、立法精神规制行政裁量权的行使。法治之要求行政机关行使裁量权时受行政惯例规制，因此种规制是防止执法者反复无常，避免对行政相对人相同情况，不同对待，导致行政处置高下悬殊的不公正的重要制度性保障。

[11]一般权力尚且如此，行政裁量权无疑更需制约，更需规制。因此，承担规范和规制行政裁量主要任务的只能是软法。

行政机关在行使裁量权时，必须受之限制。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其五，通过政策规制行政裁量权的行使。否则，就会导致严重的不公正。

当然，在法律词典里，规范、控制、规制并非同义，亦非规范加控制等于规制。即使裁量权有被执法者滥用的风险（法律自然应将这种风险控制到最小限度），为尽可能追求个案可能的实质正义，裁量权仍不能不赋予执法者，执法者亦不能为显示自己的公正形象和避免不公正嫌疑而放弃裁量权的行使，例如，用裁量基准将裁量权限制到最小限度。

该文对有关问题论述欠深入，感觉有补充、完善的必要，本文是在前文的基础上对有关内容深化而成。显然，法律不可能事前对这些事项完全加以明确、具体的规定，不可能事前对之都给出准确界限和确切的行为规范，法律不得不赋予行政机关以相机行事的广泛的裁量权。

对这些政策，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中行使裁量权时无疑应予考虑。由此可见，行政裁量与行政管理可以说是形影相随的，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的过程，几乎可以说就是行政裁量的过程。